第267章 股份合作制（捉虫）

第267章 股份合作制（捉虫）

　　展销会办了三天, 曹敏莉就打定主意要在江州开一家服装专卖店，因为顾客实在太热情了。不管挂多少衣服出来，都能直接被清空。

　　最让她惊讶的是, 甚至还有人从外地特地跑过来, 就是为了买一件和周秋萍同款的衣服。

　　要知道这是1989年的大陆呀，交通十分不方便。这人为了件衣服, 需要一大早就出门, 在路上颠簸一天，最早也要傍晚才能回家。就这样，她还甘之如饴，买到的时候特别高兴。

　　曹敏莉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这里的确是一片沃土，即便做生意有很多限制，但只要抓住机会, 绝对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周秋萍一点也不惊讶她的选择。

　　9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 是大陆服装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各种品牌专卖店开遍大街小巷包括县城。如果没市场的话，大家怎么会一窝蜂地往里面涌呢？

　　她直截了当：“如果你需要我投资, 我可以投钱, 但我不会管店的。我现在没精力分这一块出来。如果还需要我带货, 那是另外的钱。”

　　苏珊调侃她：“我怎么记得你还收着顾问费呢。”

　　周秋萍摆明了亲兄弟明算账，直截了当：“那是卡拉OK房的顾问，那会儿可没服装店的事儿。”

　　现在她忙死了, 给她加钱她都不能再加活，她忙不过来。

　　曹敏莉笑着摇头：“不要你干活, 你等着吃干红吧。”

　　这就是要她投资的意思。

　　苏珊其实隐隐有些疑惑, 搞不清楚这位周经理的身家究竟有多丰厚。按道理来说, 她都已经投了1, 000万给曹总开卡拉OK房，还能调动多少资金呢？

　　她最大的靠山，那位卢部长到现在都没放出来。她又被关过一回，人家不把她翻个底朝天才怪，难道还能让她的钱平平安安？

　　周秋萍不管看没看出她的疑惑，都不可能替她答疑解惑，只笑着朝曹敏莉点头：“好，我就等着吃分红。”

　　想要开服装店，肯定得有合适的店面。

　　说来有些不好意思，因为周秋萍虽然自己卖过衣服，但从没想过开店，所以她也搞不清楚现在有哪些合适的店面可以挑选。

　　而这个时代，没房产中介，起码江州没有。想打听房产商铺，那都得碰运气。

　　好在她们也不是没捷径可走，去卡拉OK房就好。

　　八十年代类似于中介被称为掮客的角色是没资格自己开店的，他们通常守在茶馆一类的地方，等买家和卖家、房东和房客自己找上门，再促成交易。

　　现在做大了这门买卖的人已经转移战场，跑去卡拉OK房了。倒不是他们钱多乐意花个痛快，而是卡拉OK房里的有钱人多。促成一桩大买卖，比十桩二十桩小买卖更有赚头。

　　之前周秋萍还不知道这门道，后来何谓自己买了房，又给她介绍了房子，她才从他口中晓得有这捷径。

　　最近中央打击高干子弟经商，政策又限制私营经济发展，估计会有不少商铺空出来，就看她们能不能捡到漏了。

　　周秋萍领着人到了纺织路的“大歌星”，这会儿还不到生意最热闹的时候，可吴康还是没空，正在招待熟客。

　　看到周秋萍过来，他只能匆匆打个手势，表示自己一会儿再过去。

　　周秋萍无所谓，示意他忙，直接转头问了相熟的服务员，就把曹敏莉领到了中人面前。

　　那人正在喝自助餐提供的免费啤酒，听说她们想拿商铺，颇为惊讶：“你可要想想清楚啊，同志，生意我是想做的，但我不能坑你。现在大家都在观望，个体户能不能开店，还两说。你要是拿下了铺子，结果到时候关门大吉，人都被拷走了，那我岂不是要做亏心事。我劝你们现在先别租商铺，哪怕买个小房子先安置下来听听风声都好。”

　　曹敏莉笑了，对着其貌不扬的中介生出了点好感。

　　这正是她最喜欢大陆的地方，只要不是偷奸耍滑之辈，他们都朴实单纯的温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那种眼睁睁看你往坑里跳却置之不理的冷漠。

　　“您别担心。”她慢条斯理地解释，“我是你们政府请过来的，我是香港人，可以开店做生意。”

　　中人一拍大腿，又觉得自己一大老爷们在人家年轻漂亮的香港女老板面前做这动作不雅观，赶紧讪讪地收回手，干笑道：“那就甭愁了，您肯定没问题。你要多大的店铺呀？”

　　听曹敏莉说了大致的要求，他又热情推荐，“三山路有一家，原先就是做服装的，生意可好了，客流量很大。不过他们老板没扛住，半个月前关门跑了。其实也不至于，完全是杯弓蛇影，风声鹤唳。”

　　这人嘴两张皮啊，前面他才刚说个体户能不能做生意还两说。

　　坐在旁边位置上喝啤酒的客人突然间发作：“什么叫不至于？明明是你们赶我们走的。”

　　中人吓了一跳，秉着和气生财的原则，赶紧道歉：“您别生气，不是说您呢。”

　　“怎么就不是说我。三山路那家的小花服装店就是我温州老乡开的。京城海城的大商场不让我们温州人承包柜台也就算了，现在你们江州连我们个体户开店都直接赶走，算怎么回事儿。”

　　曹敏莉微微蹙眉：“不让你们承包柜台？为什么啊？”

　　大约是因为听到对方自称香港商人，又或者是因为面对女同志，喝得醉醺醺的男客倒是没有在横眉冷对，只没好气道：“能怎么回事？就是商场说他们是国营单位，必须得姓公的企业才能在里面经营。妈的，这么多年了，又活回头了。”

　　温州人以会做生意而著称，在没改革开放的时候，他们的“鸡毛换糖”就已经小有名气。改革开放之初，接二连三的大事都和温州有关系。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号称80年代乡镇企业的两大模板。

　　周秋萍生出了兴趣，追问道：“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以她上辈子和温州商人打交道的经历，这些人的脑袋瓜子简直可以说绝了，没他们钻不了的空子，也没他们想不出的招。

　　那客人却唉声叹气，连连摇头：“能有什么招？打道回府呗，回去找政府。我们在外面被欺负，政府得替我们出头啊。”

　　周秋萍只笑笑，并不十分相信他的话。

　　刚好他的桌子又来了客人，她便收回头，继续帮着曹敏莉询问三山路上那家服装店的事。

　　“开了好几年了，店面都是现成的。你现在把招牌挂上去，马上就能做生意。很划算的。”

　　曹敏莉又问了几家，决定每间铺子都看一遍。

　　如果不是碰上这种特殊时期，也轮不到她如此挑三拣四。但正因为机会难得，所以她愈发要谨慎。

　　曹敏莉已经在心中打定了主意，如果这家店开的好，她会加快速度，趁着这个拿商铺的好机会迅速扩张。

　　所谓甲之砒.霜，乙之蜜糖。欧美的态度、外国企业的大面积撤退以及大陆政.府对私营经济的态度都决定了，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错过这机会，以后想要如此顺畅地发展，估计没可能了。

　　为什么租而不是买。因为现在大陆的商铺基本都在公家手上，他们肯对外出租，但几乎没可能买卖。

　　周秋萍一只耳朵听曹总和中人说话，另一只耳朵则竖着听隔壁桌的温州商人们讨论，希冀可以从对方口中听到破局的妙招。

　　距离1992年的春天实在太久了，她怀疑自己没那么好的耐性。这么长的时间里，她也不能光蛰伏呀。

　　可惜让她悲伤的是，虽然刚才跟他们说话的温州商人普通话颇为流利，但老乡见老乡，他们说的全是温州话。而温州话又号称宇宙语言，属于非温州地区的地球人都难以听懂的范畴。

　　反正她是一个字没听明白。

　　幸亏吴康终于和熟客打完了招呼，也陪人喝了杯啤酒，可以过来招待老板了。

　　周秋萍立刻示意隔壁桌，压低声音问：“他们说什么呢？”

　　这家伙当兵的时候，跟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温州人。他又特别有语言天赋，学各地的方言都特别快，所以连温州话都能听懂。

　　吴康不假思索：“他们说，大市场和大商家只肯和公家单位合作，他们生意做不下去了。对了，周经理，咱们那个新店……”

　　顾及到桌上还坐着中人，他到底还是含含糊糊，“你和曹总打算什么时候开？”

　　按道理来说，他不应该着急。但新店的店员招聘也是他负责的，包括安排领班这些事，都是他一手操持。如果店迟迟不开，他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

　　周秋萍的注意力还放在那些温州商人身上，声音低低的：“他们在争辩什么？我怎么感觉他们情绪有点激动啊。”

　　吴康不以为意：“讨论什么是公家单位呢，除了集体企业还有合作制，正在议论股份合作制到底算不算。”

　　周秋萍眼睛一亮，立刻扭过头去，询问隔壁桌的客人：“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们那边有股份合作制企业吗？”

　　她一直以为这种企业模式得过些年才出现。

　　那几人吃了一惊，看在她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同志面上，才没发火，但也谈不上态度多好：“怎么没有啊，我们早就有了。几个股东凑在一起出钱，然后一起干活，不就是股份合作制吗？我说呀，这就是公家的。三人成众，我们自己雇佣自己，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哪里有剥削？”

　　几人还在愤愤不平，殊不知他们的话让周秋萍醍醐灌顶。她脱口而出：“对呀，没错，大家一起掏钱凑做买卖，的确就是集体。大集体是集体，小集体也是集体。不能说村集体生产队集体就不是集体。”

　　原本还牢骚不断的温州商人们顿时感觉自己找到了知音，连连点头：“没错，同志，还是你说的在理。我们回去就跟我们政府这么说，让他们替我们做主。”

　　在支持做买卖这件事上，温州地方政府挺牛掰的，应该算那种把政策所有的空子都钻遍了的类型。

　　周秋萍笑着点头，给他们打气：“你们政府肯定替你们撑腰。”

　　吴康尚未反应过来，有些无语自己老板真有闲情逸致。自己这边还焦头烂额呢，她就已经替别人操上了心。

　　不想周秋萍立刻喊他的名字：“吴康，你跟我过来一下，我有事和你说。”

　　说着她站起身，打招呼，“你们先聊着啊，一会儿去看店铺喊我。”

　　曹敏莉点头：“你自便。”

　　周秋萍风风火火，明明个子比吴康矮了近一个头，走起路来却一点也不比对方慢，直接在前面领着路。

　　等进了办公室，她就开门见山：“吴康，你现在手上有多少钱？”

　　吴康愣了下，本能地询问：“是有合适的房子吗？”

　　何谓买完房之后，他就心动，也想买房。只不过他一个人住不了多大的房子，手上也没那么多钱，所以还一直在挑着。

　　周秋萍摇头：“不，不是买房，是投资。我是这么想的，你，还有你们大家一直干活都很卖力，对店里也尽心尽力。虽然工资开的还行，但说实在的，咱们实际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比方说办个学校给你们小孩将来上学，盖个楼房给你们安排住宿，那都弄不了，毕竟不是公家单位。这么一算下来，还是有很多地方照顾不到。”

　　吴康赶紧表态：“其实已经很好了，周经理，我们心里都有数，你已经是没话说的好老板了。”

　　周秋萍摆摆手：“有一说一，如果非要说我好，那也是纯靠同行衬托。实际上肯定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我是这么想的，在商言商，我投了本钱我肯定是要挣钱的。但我也希望你们能挣更多的钱。所以，新店，你要不要投资？你们要不要投资？”

　　吴康惊呆了，结结巴巴道：“投……投资，怎么投资呀？”

　　“就像刚才那几个温州老板说的那样，个人拿出些钱，凑在一起，合成本金一块开店。到时候店赚了钱，除了各自拿了工资和奖金之外，分红就按照个人出资的比例来分。你们愿意吗？”

　　吴康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店里的镭射灯都好像在他眼前不停地摇摆，整个世界炸开了大烟花。

　　周经理是想喊他也当老板？虽然只是老板之一。

　　他张张嘴，发现嗓子干涩的不得了：“带……带我们分钱？”

　　他从没想过这种事，他以为最好的情况就是第三家店开了，自己还能再涨工资。

　　比起那可能涨的几百块钱，当然是分红更好了。

　　他做过两家店了，再清楚不过卡拉OK房究竟有多挣钱。用日进斗金来形容毫不为过。

　　别看有些大型国企和巨无霸一样硕大，真正算起纯利润，未必能赶得上他们这小小的卡拉OK房。

　　可以说，如果真分红的话，用不了一年功夫，卡拉OK房所有的职工都会变成万元户。

　　但他也不嫉妒干分钱的周经理。做生意，一个要本金一个要门路。人家有，那就是人家的本事。

　　周秋萍认真地点头：“带，肯定带。说实在的，一开始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搞不清楚到底会赚还是会亏。现在两家店开了，我心里也有点底了，敢跟你们提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就让他们到你这儿报名。最少入股也得投100块，不然到时候算钱太麻烦了。这事儿凭自愿，愿意的人就到你这里来报名。我只拿出10万块钱的额度，早报名的早得，名额满了为止。”

　　10万块在1989年听上去挺吓人的，毕竟周秋萍那么大一房子才花了3万块。但考虑到卡拉OK房投资不低，一套卡拉OK设备就8000块，每间包房都要有一套，那要掏的钱可多了。

　　10万块放在这里面，也就是差不多10%的样子。剩下的90万，周秋萍肯定自己出。

　　她又强调：“虽然他们搞了股份合作，但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大家只有分红的权利，不能干涉经营。因为官多法乱，要是人人都想做主，那事情做起来就特别慢，一人一个主意，会乱套的。当然，大家可以提建议，如果建议好的话，还可以额外发奖金，从我那90%的分红里头算。”

　　吴康点头如小鸡啄米，这是应该的。

　　所谓大事开小会，小事开大会。发话的人越多，越不容易达成统一意见，事情推起来就越慢，直接能把人整崩溃。

　　他第一个表态：“我先报个名，我出4000块。”

　　本来他可以掏更多的钱，但悲剧在于他还是个音乐人。他自己嗓子倒了，不好登台演唱，他还创作歌曲呀。

　　这一搞创作，最基本的，你是不是得自己买乐器？玩乐器跟玩单反一样，那都是烧钱的祖宗啊。

　　可怜的吴康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兜了个遍，也暂且只能拿出4000块。

　　他唯有自我安慰，拿太多也不好，总共就10万块的额度，两家卡拉OK房这么多员工呢。

　　周秋萍点头，当场答应他：“可以，没问题，你给自己记好了，到时候别搞混乱了就行。”

　　吴康知道她要开火锅店的事，又关心一句：“那边店也这么搞吗？”

　　如果是的话，他还想提醒一下陈露和欧小飞别急着花钱，省得到时候拿不出钱投资。

　　周秋萍笑着点头：“对，也这样搞。你跟大家说一下，别到时候争得打起来。没事的，海城还有三家卡拉OK房要开，到时候我还会拿出额度来，保证每个人都有分红的机会。”

　　即便暂时没办法继续扩张，她拿下的店面总不能闲着，必须得开了挣钱。

　　作者有话说：

　　作说比较长，介绍的是股份合作制的背景。不感兴趣可以直接跳过。因为文中提到了这个，所以就顺便贴一下资料。

　　股份合作制的前世今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新闻网 日期:2007年04月09日作者: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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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０年前的温州，开始了一种合作行为的实验，创造出了一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机制--股份合作制。从那之后，温州人无论在企业创办，以及市场拓展、资本运作等诸多领域都发挥了合作的力量。

　　温州股份合作制的发展，让人仿佛看到４００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船队乘风破浪的侧影。当年的东印度公司通过集.资的方式，将全社会的财富转化成了对外扩张的资本，给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不经意中，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股份制的经济组织。同样，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凭着冒险的精神和对财富的追求，通过合资合力的方式，发明了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制度，躲避了市场和政治的风浪，获得了高额的回报。

　　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温州股份合作制的见证者、有关文件起草者宋文光。他曾任温州市委副秘书长、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专职副组长、温州体改委主任。

　　温州民营经济史口述实录（二）宋文光先生口述本报记者汪海宝 见习记者柯海芬采访整理

　　股份合作制：体外成长

　　温州股份合作制，到现在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了。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伴随着很多争议。所以，虽然１９７０年代末已经有了股份合作制企业，但直到１９８７年才开始取名、定性，至于合法地位的确立，是在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从那以后，它被正式承认为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事实证明，温州股份合作制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它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践。

　　温州早期的企业形式是家庭作坊。当时，这些家庭作坊前店后厂，遍及城乡，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大量销往全国各地。那时，生产和销售相对分开。十万供销大军在各地跑订单，家庭作坊根据订单进行生产。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商品，大市场”。

　　随着市场改革的深入，这种分散、小规模生产的家庭作坊开始不适应激烈的竞争了。大部分家庭企业保本运作，亏损的企业逐渐增多。温州人认识到，企业要生存，要发展，只有更新设备，扩大规模，增加产量，抢占市场份额才行。

　　资本投入便成了关键问题。当时的银行是不会向个体户、家庭企业发放贷款的，而通过民间借贷，利率太高，企业难以承受。

　　于是，一些家庭作坊开始联户、联营、集资、合股。几个人凑在一起，均等出资，逐步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形成资金的合力以后，更新生产设备、开发新产品、扩大生产规模就实现了。

　　温州股份合作制企业，最早的典型应该在苍南县李家车村。当时的李家车村，家家户户生产纺织品。那种纺织品档次很低，生产效率也很低。１９７９年春天，一个供销员在江苏南通看到一种新型的毛线织衣机，叫横机。这种织机比本地老式的毛线编织机速度要快，织出来的毛线衣裤也好看得多。但横机的价格很高，每台要价１０４０元，当时温州农民每天只赚一元左右，这个数字无疑是天价。

　　村集体没有资金，信用社不给贷款，怎么办？于是，供销员就找村支书商量，说能不能找大家凑凑？村支书说可以。于是，从村子里找到了４０个村民，每人１２０元，筹资６０００元，到江苏买了４台横机，办了个“李家车针织厂”。过了两年又扩大１１９股，每股出资６００元，筹款７１４００元，再买了一批毛纺织机，把“李家车针织厂”改名为“苍南毛纺厂”。这就是股份合作制的雏形。

　　温州人有个习惯，赚了钱喜欢到处夸耀。这种形式很快就在温州城乡推广开了。由此，家庭作坊逐渐转变为正式的工厂。

　　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诞生，却上不了工商注册。当时允许注册的企业性质只有三种--个体、集体、国营。当然，私营企业也是可以登记的，但由于它的资本主义性质，所以一直被严格监控。１９８６年前，温州登记在册的私人企业总共才４家。所以，很多扩大了生产规模、脱离了个体户的企业宁愿挂“乡办”、“村办”、“镇办”的牌子。人们给这类企业一个形象的称呼，叫“戴红帽子”企业。很多戴上“红帽子”的企业，实际上都是私人企业或股份合作企业。可以说当时的企业结构很混乱。

　　１９８７年的时候，□□确定温州为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办试验区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实践，制定相应的试行章程和法规，使政府的政策具体化、制度化。在这种背景下，温州先后制定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三个地方性政策规定。我们也借这个机会给股份合作制正名，也就是说，除个体、集体、国营外，还应该有所谓非驴非马，但很受欢迎的“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姓社非姓资

　　在给这个新的企业形式取名的时候，我们也是费了番脑筋。从资金投入的方式上来说，它具有股份制的特点。但股份制主要靠股息分红，容易被看作是资本主义。从投资者直接参与劳动的角度看，它带有合作制的特征，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合作制。经历了几十年的合作社，大家很清楚。名字最后是这样来的：从共同投资来说，他是股份制的；从共同劳动来说，他是合作制的。两者溶于一体，就成了股份合作制。

　　发展农村商品经济，股份合作制这个名称比较合适。因为，它可以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嫌疑，又可以发展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最终完成原始资本积累。

　　名正言就顺。不久，温州出台了《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作为全国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的行政性规定。这个文件表明，股份合作制已经从一般乡镇企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文件出来以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在这个文件的鼓舞下，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８９年，股份合作企业数量上发展很快。

　　１９８９年的上半年，有人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说温州成为试验区后，资本.主义风刮得相当严重，建议中央派人调查。８月，□□研究室“个体、私营经济调查组”来到温州，重点调查股份合作制。我陪他们先到龙港，找了一些企业调查。他们询问了一个纺织厂厂长：“你的企业是集体的？”厂长说：“不是，我的企业是５个股东出资办的，是股份制的。”后来又去瑞安调查，他们又问一个企业负责人：“你的企业既不是集体，又不是私营，而是股份合作，为什么？”企业负责人回答：“集体我们早就搞过，集体太公，太公怕统；而私营雇工经营太私，太私又怕割尾巴；股份合作又公又私，比较合适。”调查组发现温州股份合作企业很有意思，写了一份《浙江温州实行股份合作企业的情况》的专题报告，就把股份合作制的性质、特点等方面写了出来，上报给□□领导。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对于温州的经济发展，姓社姓资的议论一直很激烈。１９８９年风波以后，关于温州的争论更加公开了。又有人写信给中央，说温州模式比资本主义还无法无天。于是有了第二次的中央调查。这次是□□研究室的黄.家全、李.小明两位同志下来。我陪着他们调查了八天。调查结束时，他们向我透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有人举报温州模式是资本主义的模式，说温州“妓.女满街走，赌博到处有，流氓打警察，党.员信菩萨”，出门的时候，老婆还特地提醒说，你要小心！那边妓.女、流氓很多啊！过来看了后觉得温州蛮好的，不像举报信上说的那样。第二件事情是，黄.家全说，老宋啊，你这个股份合作制非常奥妙！股份合作制这样看也可以，那样看也可以，你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起来。一是可以讲是增强集体经济；二是给了农民群众实际的利益。

　　后来他们回去，写了一份《关于温州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明确地肯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并建议温州今后要重点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研究，从法律和政策上予以解决。总理看了后，对股份合作制企业十分感兴趣，要求进一步调查。我们又写了一份“补充报告”。总理阅后批示：比上一次调查已深入一步。股份合作加强管理很有必要。

　　股份合作制：公私兼容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个体私营企业很吃不开，一有风吹草动，总是先受到打击。１９８９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的国有市场和大商场，本来有许多温州人在开店、承包柜台。由于政治气候和企业性质问题，大部分温州人被赶出来，不让经营了。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商场都是国营企业，要姓“公”的企业才能经营。这些温州人只得灰溜溜地回来。我得到消息后就去了解。被赶回来的人诉苦，别人说我们温州都是个体、私营企业，不愿跟我们合作。我就问，要怎么样的企业才能合作？集体之外，合作制也可以，只要属于公有制的都可以。那好，我们这个股份合作制也是合作制！１９８９年１１月的时候，我们召开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股份合作制它既不属于一般集体制，也不属于完全股份制，而是一种新的合作制。当然，所谓“规范化”，就是统一规定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是集体（合作）。这个会议开了以后，有的地方反应很快，如永嘉桥头工商所，重新发了“集体（合作）”的营业执照。新执照一拿到北京，北京人很开心，直说很好很好。后来大批的温州人又回到北京，进入大商场去了。

　　为什么要在集体后面加“合作”呢？当时企业性质分类没有股份合作制这一名称。因为没有，所以跟人家不好说，工商部门不好登记。同时，加上一个“合作”，也与一般集体加以区别。这样搞，不是故意编造起来的，为了使股份合作企业从无序向规范化发展。这也是从实际出发，打下擦边球。

　　温州成为试验区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工作小组。根据全市规范化的部署，苍南县派工作组去桥墩啤酒厂，帮助这个厂搞管理，组织制度建设，并以桥墩啤酒厂为蓝本，然后弄出二十条关于股份合作企业章程。１９９０年国家农业部颁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附了一个股份合作企业章程，就是参照桥墩啤酒厂的。１９９０年后，温州全面开展企业股份规范活动。１９９１年７月１５日到２１日，这是段特殊的日子，全国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到会有全国各地代表、专家学者１８０多人，集中讨论温州股份合作制的事情，结果认定这个模式是一种企业制度创新。就这样，温州的股份合作制走向全国，影响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