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2/11)

第一章　汉室(2/11)

20世纪80年代张家山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里，记录了汉初汉朝对诸侯国的高度警惕：

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15

就是说，为汉朝守备的官员如果在诸侯攻打时弃城而逃，视同谋反，不仅本人腰斩，还要诛灭三族。这是极为严厉的惩罚。

在这种内外交迫的情势下，即位的皇帝刘盈无力应对，皇权主要靠吕后以刘邦妻子的身份来维持。

吕后是汉朝的第一个外戚，由此可见，恰恰是外戚保证了皇权的稳固。所谓“外”，那只是从宗法的角度来说，若从皇帝自身情感而言，比起叔伯、表兄弟们，母亲才是至亲。也就是说，外戚从一开始就是皇权的一部分，这一基因深深镂刻在汉朝的皇权之中。皇室要想对抗功臣和诸侯，外戚是必要的补充和依靠。吕后把吕氏家族的成员封为王，并让吕产当相国，维护的也是皇室的利益。

但这就侵夺了功臣和诸侯王的利益。所以吕后一死，关东的齐王刘襄率先发难，逼近函谷关，说是勤王，实际有夺取帝位之意图。刘襄是刘邦的长孙，他的二弟朱虚侯刘章、三弟东牟侯刘兴居都在长安，在他俩的策动下，汉朝的大臣们很快就与齐王里应外合，一举诛灭了吕氏家族。其中，刘章亲手杀掉了吕产。

诸侯王的势力如此强大，功臣们当然不敢取刘氏而代之，而是选择诸侯王即位。皇室的大宗嫡系仅延续两代即告灭亡，虚弱可见一斑。

若论功行赏，当然是由齐王刘襄继承皇位了，刘章、刘兴居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功臣们掌握着汉朝政府的实权，他们不愿意引入实力强大、外戚难以驾驭的齐王来继承皇位，以免再造吕氏，就拥立刘邦仅存的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代王刘恒为皇帝。

刘恒——就是汉文帝，并没有参与齐王的行动，在这次政变里，他是置身事外的。所以，当汉朝使臣来到代国，要迎他即位时，他非常谨慎，召集王廷的官员前来商议，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不能去：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将，习兵事，多谋诈，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16

这段话清楚地揭示了当时汉廷、诸侯和功臣三者之间的关系。代国的官员们将中央官员称为“汉大臣 ”，显然将汉朝和代国看作两个国家，也说明汉廷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功臣手中。功臣与皇室的关系，也不是那么一条心，而是“畏高帝、吕太后威 ”。而且，此时吕后所立的皇帝尚在位，所以，假如入主汉廷，会不会是阴谋？即使不是，恐怕也会受“汉大臣”们挟制，甚至有生命危险。

最终代国中尉宋昌力排众议，认为功臣虽然强大，但刘姓诸侯王更强大，“内有朱虚、东牟之亲，外畏吴、楚、淮南、琅邪、齐、代之强 ” 17 ，所以，大可以放心去当皇帝。

刘恒于是决定即位，出于谨慎，他走一步看一步，到了长安附近的高陵就停下了，让宋昌进入长安观察。宋昌到了渭桥，受到汉朝大臣欢迎，刘恒才又进到渭桥。周勃跪上天子印玺，刘恒这才进入长安城，先住进代国驻长安的“驻京办”，等刘兴居驱逐了在位的小皇帝，刘恒才正式入主未央宫。连夜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接管长安军队；张武为郎中令，负责未央宫保卫，亲自在殿中彻夜巡逻。

这说明刘恒和刘邦、吕后一样，也对功臣不信任。入主汉廷后的第一个元年伊始，已经稳定政局的刘恒正式拜祭高帝庙，把母亲从代国接到长安，并颁布了改元之后的第一份诏书。这份诏书就说了一件事：褒赏诛灭吕氏的功臣和诸侯们。

但是，当了皇帝的刘恒，身份已经变了，在褒赏的背后，他看待吕后的真实态度会是什么？他真的会憎恨吕氏家族吗？

未必。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吕后恰恰证明了外戚对于皇权的重要性。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此时，一个年轻人出现了。

他的名字叫贾谊。

贾谊值得多说两句。后世所熟悉的贾谊，是唐人李商隐那首名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里的贾谊，是一个怀才不遇、被君主所耽误的人物。事实上，自身陷于牛李党争、沉沦下僚的李商隐遮蔽了贾谊的真实面目，在司马迁笔下，贾谊的生平至少有两点可说：

第一，贾谊得以进入汉廷中央，是被上司，曾任河南太守、后被征为廷尉的吴公所推荐。司马迁特意交代了一个背景，这位没有留下名字的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同乡、学生，而且吴公治下的河南郡“治平为天下第一 ” 18 。能被吴公推荐，说明贾谊是一位有治术的人。第二，贾谊的主张，实际上颇为刘恒所采纳——只是没有全部采纳而已。熟习职场的人都能知道，一个刚从地方被举荐到中央的年轻人，被皇帝高度重视，连年升迁，即使不被言听计从，仍然说明他是一个“红人”，绝非怀才不遇。

贾谊就是如此，他的主张是汉朝要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当然，最迫切的是让功臣列侯们回到自己的封国，不要待在长安；以及注意避免同姓诸侯王尾大不掉。汉朝之所以还不是真正的帝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功臣和诸侯王的权力太大，汉朝需要强化皇帝的权力。

刘恒及其继位者们的“建政”大业，就是沿着二十岁出头的贾谊所设想的目标徐徐展开。

刘恒即位改元后不到三个月，就决意立太子，封舅舅薄昭为轵侯，以巩固皇权。文帝二年初，丞相陈平去世。按照贾谊的建议，刘恒趁机下诏，要求在长安居住的列侯都必须返回自己的封邑：

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欢欣，靡有违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繇教训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 19

就是说，古代的诸侯都是在封国统治自己的人民，现在很多列侯却住在长安，封邑的赋税物资要辗转运到长安来，耗费人力物力，因此所有列侯必须返回封国，有特殊情况不能返回的，让侯国太子返国。

此诏令一出，朝廷怨声四起。因为，这些居住长安的列侯其实就是跟着刘邦的那些功臣勋旧。他们留在长安不仅享受荣华富贵，而且在诛灭吕氏家族的时候，抱团串联，交通消息，显示了强大的力量，一旦返回封国，就被打散了。因此，这些功臣们开始抵制，大家拖着不走，彼此观望。一些勋臣更是大肆攻击贾谊年少轻狂，居心叵测，挑拨离间。

拖了一年，竟然没有几个列侯归国。刘恒于是在三年初下诏重申。这一次，他改变了策略，把绛侯周勃免去丞相之职，要周勃返回绛国，带头做表率。其他列侯功臣见周勃尚且如此，才不得不离开长安。刘恒统治期间，一直严格执行这个政策，从而消除了汉廷中央的功臣势力，代之以他从代国带来的旧班底。而付出的代价是贾谊受到了激烈的攻击，被先后外放为长沙王、梁王的太傅，这是贬谪，也是刘恒对他的保护。

功臣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去，威胁性是下行的；但诸侯王却恰恰相反，随着血缘的疏远以及年龄的长成，威胁性是上行的。事实上，诛灭吕氏家族时立下大功的齐王刘襄、刘章、刘兴居三兄弟，就是刘邦的孙辈里率先成人的，因为他们仨是刘邦长子齐悼王刘肥的后代。刘恒当了皇帝，齐王刘襄的目的落空，不久病逝，刘章、刘兴居十分难过，对刘恒表面称臣，暗地里又恼又恨。

文帝二年，刘恒将刘章封为城阳王，刘兴居封为济北王，看似赏赐，实际上城阳、济北本来就是齐国的郡，从老大的国上割下两个郡给老二老三封王，只能让刘章和刘兴居更加不满。

文帝三年，刘章去世，几年前还踌躇满志准备入主汉室的三兄弟，只剩下刘兴居满怀怨气地活着。刘章去世两个月后，正好赶上刘恒到代国视察与匈奴战争的前线，刘兴居以为刘恒“御驾亲征”，长安空虚，觉得机不可失，举兵造反，但两个月后就失败了，刘兴居自杀，国除。十二年后，刘恒又借齐国绝嗣之机，将齐国一分为六给了齐王的子孙，齐国被肢解，整个齐悼王世系对皇室的仇恨也就更深了。

与处置齐国的方式相似，另一个颇具实力的诸侯国淮南国也是国王刘长谋反，在被流放的路上自杀，国除；又过了十年，淮南国被一分为三。

以刘恒的实力，在“建政”道路上只能走这么远：早立太子以防不测，让功臣列侯归国，并对实力强大的齐国和淮南国进行削弱。至于贾谊关于改正朔、易服色、更官名等“意识形态”的政教主张，尚未提上皇室的日程。汉朝“建政”和“建国”的道路仍然遥远。

至于贾谊，则因为成就功名太早，未能理解这“道阻且长”的大业绝非一代一人所能完成，刘恒已经很不错了。因此，当贾谊照管的梁王不慎坠马去世后，他纠结于身为太傅的失职，更伤悼于壮志难酬的抑郁，不久死去，年仅三十三岁。司马迁将他和屈原合为一章立传，表面是哀怜贾谊的命运，实则是把贾谊和屈原拉到一起以批判帝王不识珍宝，以贾谊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此为司马迁之微言大义。多年之后，王安石更客观地反问说，“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 ”而另一位诗人则说得更直白：“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3．贾生晁错是知音

吴王刘濞派王太子刘贤入汉朝拜见皇帝刘恒的时候，没有想到儿子回来时却成了一具腐烂的尸体。

原来，王太子和皇太子刘启饮酒下棋，因为争棋路吵了起来，惹怒了刘启。大概是饮酒的缘故，刘启提溜起棋局就砸到刘贤头上，竟然把刘贤打死了。

史书说，是刘贤出言不恭在先。但根本原因还是吴国与汉朝之间的关系。诸侯国之所以能与汉朝并列，除了体制因素，还因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独特风俗，臣民的本地化程度很深，说同一种方言的人彼此会有认同感 20 。吴王二十岁就被分封到这里，经过几十年的熏陶，他和他的家族在性格和地域认同上，也会更切近吴国本地。

刘濞高帝六年就被封王，刘恒是高帝十二年才被封王，如今昔日的代王当了皇帝，就可以纵容儿子打死自己的儿子，刘濞之愤怒和不平可想而知。眼见爱子惨死，他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

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 21

这句话表面上很有道理，天下都是刘氏的，刘贤是刘氏子孙，死在长安就葬在长安，何必要运回吴国？但这恰恰反映了汉朝与吴国分属异国，诸侯王及其家族成员并没有留葬长安的惯例。所以，刘濞把遗体送回长安安葬，是一个鲜明的挑衅。杀子之仇已经结下，刘濞从此称病不朝。刘恒为了安抚刘濞，赐几杖（坐几和手杖，敬老者之物），默认刘濞可以不必遵守藩国礼仪。

刘启即位后——就是汉景帝——继续朝着“建政”目标努力。此时离刘邦草创功业已过了半个世纪，汉朝内部功臣问题已经解决，一度在高帝时期占据了汉朝三公九卿和王国相、郡太守总量90%的功臣们，到了文帝时期就下降到50%，到了刘启的时代下降到30% 22 。而像窦婴、田蚡这样的外戚，逐渐变得炙手可热。

半个世纪的时间，足以让天下人渐渐习惯了汉室天子的地位，有能力的王国臣民愿意跑到汉朝任职。汉朝削弱诸侯王和列侯权力的条件愈加成熟。犹如刘恒当年用了贾谊，刘启则重用了晁错。

晁错是靠学申不害、韩非的法家治术起家的，是刘启当太子时的太子家令。现在刘启即位，晁错一跃成了御史大夫，景帝对他几乎无言不听。被君主眷顾，就要全心全意为君主着想，身死族灭也在所不惜，这是战国以来法家之士的传统和命运。晁错于是建议削藩，因为“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 23 ，这是横亘在汉帝国“建政”大业之前最坚固的石头。

所谓削藩，就是削减王国辖内的郡县。赵王此前有罪，被削去常山郡；胶西王卖爵被查，削了六县；楚王在文帝薄太后去世服丧期间“私奸服舍 ”，削去东海郡。这些削藩都是“有法可依”的，所以诸侯王虽然明知道汉朝的真实目的，却有苦说不出。

汉承秦制，以律令治国，晁错为了使削藩师出有名，“更令三十章，诸侯欢哗 ” 24 ，使得削藩变成国策。晁错的父亲听说了，专门从故乡赶来阻止，老人家的话颇能代表普通人的惯常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