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汉室

第一章　汉室

邪径败良田，

谗口乱善人。

桂树华不实，

黄爵巢其颠。

故为人所羡，

今为人所怜。

——汉成帝时歌谣

一、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1

1．刘邦的隐忧

汉高帝十二年冬天 2 ，刘邦刚刚在蕲西 3 一带击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的军队，他令属下继续追击，自己启程返回长安。途径故乡沛县时，刘邦特意驻留，把当年的故人父老找来一起喝酒，选了一百二十个沛县子弟教他们唱歌。且歌且酒，刘邦喝醉了，亲自击筑，唱了一首著名的楚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歌罢，又让那一百多个年轻子弟们唱，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起舞，“忼慨伤怀，泣数行下 ”。刘邦对这些故旧父老们说，他是“游子悲故乡 ”，其实也是衣锦还乡，所以他在沛县待了十几天，并永远免除了沛县和丰县两地的赋税。

不过，刘邦虽然自诩“威加海内”，却发出了没有猛士守四方的感慨，透露了他内心的不安全感。

明明外有刘姓子弟的诸侯国，内有从丰沛起家时跟随自己的功臣，为何刘邦还要说“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刘邦有理由对天下的局势备感忧虑，尤其是对自己死后这个国家能否维持下去并不是很有把握。这是因为，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 4 了，不必说在人均寿命只有二十几岁的秦汉，即使在21世纪，一个三十多岁的人，他的观念也已定型。刘邦出生的时候，“战国四君子”有三人还健在 5 ，作为魏国的移民后裔、楚国的编户齐民，他性格上极度欣赏“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魏无忌，还曾经给魏无忌的门客张耳当门客；风俗习惯上又属于楚文化。所以，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后来，秦国分灭六国，各国君主退位，只比刘邦大三岁的赵政 6 成了皇帝。按照秦制，刘邦到咸阳去服徭役，有幸围观了出行的赵政，于是感慨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 ！”刘邦这才意识到，在列国的封建之外，还有一种集权的安排，还有一个比“王”更高的新鲜称号：皇帝。

此时刘邦所心仪的“大丈夫”，就不完全是信陵君那样的人物了。列国并立和皇帝一统同时进入了他的观念。

刘邦四十八岁时，也拉起队伍加入蜂起的反秦大军。他这个年龄是货真价实的“长者”，比起那些血统尊贵的六国旧贵族，比起光芒四射的年轻人项羽，刘邦显得比较边缘。好在，他遵照楚怀王的命令先进入咸阳，终结了已经去掉帝号的秦王国。刘邦可能会想起，仅仅几年前，他还在这里仰视皇帝，而今天却在这座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汉王国。

在萧何的努力下，刘邦的汉王国延续了秦法，并仿照秦制改组建立了王国朝廷，继承了秦国的体制。

但是，这个体制只限于汉王国自身，至于天下要形成怎样的统治秩序，汉王国将来能走到何种程度，此时的刘邦未必有清晰的观念。用后来史家的话说，从秦亡到汉初，是一个“后战国时代” 7 。

“后战国时代”最鲜明的特征，就是战国时期的旧贵族纷纷复国。项羽西楚霸王的身份，是各诸侯王的共主；刘邦后来在定陶称的皇帝，和嬴政的“皇帝”并不完全一样，而是更近于项羽的西楚霸王，也是诸侯王的共主、盟主。因此，这些诸侯王名义上是由刘邦所封，但各诸侯国的地位和刘邦的汉朝基本上是并列的，诸侯王统治的臣民也不把自己看成汉朝人。

刘邦的不安全感正在于此，他虽然是皇帝，但有效统治的范围并不及于诸侯国的土地，甚至也不及于功臣所封侯国的封地。怎么办？学习秦朝在天下普遍建立郡县制？把汉朝从秦朝继承来的体制应用到天下？

那要问各位诸侯王和跟随他的功臣，不必说诸侯王们肯定不答应，就是一般的功臣也未必答应。天下初定时，刘邦与功臣们在洛阳南宫聚会，他让功臣们说说为什么自己能代替项羽拥有天下，功臣们坦白，论“人品”刘邦肯定不如项羽，但刘邦能把打下来的土地给群臣，“与天下同利也 ”，项羽却嫉贤妒能，“得地而不予人利 ”。

这个对比看似赞美，细想来颇有攻击性，是在“告诫”刘邦，功臣们跟随他的真正动力就是能够分天下。刘邦当然听得出这个意思，绵里藏针地反驳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 ”。“其一”，即刘邦并不想甚或不敢否定功臣的这番道理；但“其二”则是说，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位人杰“吾能用之 ”，言外之意就是强调我能驾驭这三个最强的功臣，普通的功臣还是收敛一点为好。 8

这番酒桌上的对话，揭示了刘邦得以建国，既因为“诛暴秦”的功绩，还因为他对外是诸侯王的盟主，对内是功臣列侯的盟主。 9 所以大家会支持盟主当皇帝，条件是可以“大者王、小者侯”，天下由列国分享是大家脑海里普遍的观念，不然，刘邦的下场就会和项羽一样。

据说刘邦曾经手敕儿子刘盈，说了一句话：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年倍于汝者，皆拜。 10

此事未必属实，但仍可见萧何、曹参、张良、陈平等人之地位。

因此，所谓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并不是被预先选择或设计的制度，而是战国、秦、西楚以来的惯性；而依靠功臣、给功臣封侯，又是刘邦得以被其他诸侯王推举为皇帝的前提。

一个新政权建立，至少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建政”问题，就是政权如何组织。统治者怎么才能把自己的意图贯彻下去？怎么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怎么调动你所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这其中又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集权还是自治？另一方面是政权依靠哪些人来管理，怎么管理，怎么摆布功臣、宗室、外戚、文法吏、儒士在政权中的位置。

二是“建国”问题，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是什么，合法性在哪里，用何种意识形态立国，确立何种政教伦理。通俗地说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服从我：血缘与宗法？武功与暴力？收买与分赃？宗教与信仰？一个政权不论怎么得到天下，迟早且必须拥有自己的政教“德性”，否则就始终是流氓政权，不可能长治久安。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 11 ，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刘邦在沛县高歌起舞的时候，这两个问题他都还没有解决，只能任由自己在历史的惯性中沉浮。对没有猛士为他守四方的不安全感，他无力根除。

刘邦活着时，能做到的就是从洛阳迁都长安以防备关东诸国，同时尽量把个别诸侯国的土地变成汉郡，以及最重要的是把异姓诸侯王基本上换成刘姓诸侯王，希望自家宗室子弟能够出于宗法血缘来拱卫嫡系。把这些事情做完，也就是在沛县高歌起舞之后半年，他就死去了。

刘邦留下的，是一个“建政”和“建国”均未完成的国度。

2．汉文有道恩犹薄？

刘邦临死之前，吕后问他，“陛下驾崩，若萧相国也去世，谁能代替他？”刘邦说，“曹参可以。”吕后继续问，“下一位呢？”刘邦说：“可以让王陵和陈平搭班子，让周勃当太尉（管军队）。”吕后再问继任者，刘邦说：“这就不是我们能知道的了。”

吕后问得如此详细，刘邦安排得也很明确，吕后却在刘邦死后秘不发丧，向这些勋臣们隐瞒，司马迁甚至认为吕后有杀光功臣的打算。直到四天之后，大臣郦商才通过吕后的宠臣审食其告诉吕后，秘不发丧意味着对功臣不信任，而现在功臣们内掌大权，外领重兵，如果这种不信任蔓延开，那就会群起攻之，刘氏和吕氏都会灭亡。

吕后这才发丧。

在刘邦已经明确授意功臣继续负责“政府部门” 12 的情况下，吕后依然对功臣没有安全感。

这正是皇室在汉初面临的状况：汉朝内部，治权由功臣所掌握，刘邦安排身后的丞相任职，说明功臣牢牢把控着“政府”；外部，诸侯国虽然是宗室，但除了定期奉朝请 13 之义务，地位是独立的。国王自行选聘除丞相之外的官吏，而且官吏的名称印绶俸禄和汉朝等同；自己建立宫廷；自己征税自己用，还能收人头税。汉廷给这些诸侯王的文书，形式上等同于外交文书 14 ，虽然号称君臣，实际上和敌国差不多，边境线上也互设关卡防备，一些重要军事物资比如战马，更是严禁流通贩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