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党徽党旗(34/117)

　　第五章党徽党旗(34/117)

　　骑兵营有士兵两百八十三人，战马六百匹，拉车的辕马两百匹，士兵配备短款热河造步枪和马刀，全营另配备“搭枪卡式”大马车四辆，哈奇开斯重机枪四架，11年式轻型步兵炮2门。这样又要加上二十匹马和二十个士兵。

　　看到这份编制表，徐天宝很是满意，这种配置放到欧洲都完全拿的出手，在亚洲绝对算是武装到了牙齿。

　　不过杨宇霆接下来报出的一个数字让徐天宝吓了一跳，“按此计算，如果是一个齐装满员的师，每年的消耗就是九十九万八千七百六十二元，这还是按照平日无事驻扎在营地里，往少里算的结果。如果是战时，再算上各类津贴的话~~恐怕在一百八十万左右！”

　　徐天宝轻轻揉了揉鼻梁，辽宁是东三省里最富庶的省份，一年税收也就五百多万元，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也都在贰佰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不用振华集团的钱来贴补，自己最多也就养五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师。

　　杨宇霆说道：“都督不比心急，咱们可以先整编一到两个主力师，其他各师可以允许有三分之一的缺额。等将来财政上宽裕了，才扩编不迟。”

　　徐天宝点了点头，说道：“其他都没问题了，只是把神射手连的手枪换成最新款的白朗宁，快慢机太大，他们带着不方便。”

　　218全是为了范旭东

　　东北的财政收入有三大块，一是国内税收，有田税、地税、商业税等；二是海关关税；三是铁道京沈铁路和新开通的沈赤铁路的收入。这三部分收入分别由王永江、王树翰、常荫槐三人掌管，其中又以财政部总长王永江最大。

　　民国元年8月，徐天宝又任命王永江为东三省银行行长，受命整顿辽宁财政金融事宜。王永江上任后立刻确定计划，极力整顿，谤尤丛集，均所不辞。王永江针对辽宁的财政情况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措施：首先针对财政积欠，提出补救之策。认为辽宁省财政向不甚充，军需政费膨胀，支出之款日益增加，增收有限，财政困于应付，乃借用债款，以助度支。针对内外债积欠危急情形，王提出整理之策惟有从不加重商民、不妨碍政务的收支两方面着手：补救之策诸如整理固有收入，厘定各种税则，严订田赋，考查改定税收比例，实行逾额奖励，增加税局，整顿契税，严催旧日积欠，清理官有财产。凡能直接或间接增进收入者，均应切实施行。

　　针对财政积弊，提出重纲严法。王永江提议，对不称职的税捐局长尽行撤换，并一改从前县知事与税捐局长虚报、贪污之积弊。提出核定税收额，严肃督责之法，有犯必惩，不避权势；对税收超额者，乃优给长征提成。各税捐局均定有比额、年额。征收若干比额以外溢出者为长征，长征之数内提若干成为奖金，局长及员巡俱得下润口由于奖惩分明，从不马虎从事，一时各税捐局均皆努力于长征、溢收，所收税额已是比额的数倍，省库亦因之大盈。

　　针对入不敷出，提出开源节流。开源方面，一是厘定税目，规范征收。在民国初年税捐收入的基础上，做出预算，划分重点。如统捐包括出产税、豆税、销场税、术植税、茧丝税、粮货税和船税等。正杂各税包括契税、矿税、出井煤税、酒税和酒牌照税、烟税和烟牌照税、渔税、剪税等。从而，改变了过去税目繁多、征收不便、百姓负担过重的积弊，也利于各地规范化征收。

　　二是清丈土地，广开财源。王永江认为，回亩税赋应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因此必须清丈土地口应按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对贪污、偷漏税者按章严惩口通过清丈，查出过去许多少报和未报的土地，一律核准缴纳田赋。

　　三是发展实业，广开税源。王永江提出，官有营业一项亦为正当收入之一，所以应竭力提倡创办实业，奖励开矿，鼓励农副业生产，重视商业贸易，发展交通事业，进一步开辟税源。东北大豆、高粱产量过剩，若离粱运往关内汇兑基金，大豆及制品由东三省官银号附属的利达公司出口换汇，将有利于外贸和税收的增加口节流方面，一要淘汰冗员，裁并机关。二要加强公款管理，防止贪污浪费。三要加强地方财政款项监督，严格执行财政法规。

　　针对私币泛滥，提出整顿金融。鉴于旧奉省银行纸币已失流通之力，私帖有充塞之虞，王永江提出应改革币制，取消小洋纸币及各县纸帖，推行东北币，不再使用银元。辽宁省财政部给辽宁总商会发出训令：限以辽宁省东北币收回已发之小洋票、银元，将收回票登入账簿，于每月底由省财政厅、总商会派员择地销毁。辽宁省财政厅制定《收回各县私帖章程》7条，限至民国2年8月底前，分五批收清。若有提前者，可予奖励。王永江的财政兴革整顿措施得到徐天宝的支持，执行坚决，收到一定的效果。

　　在海关关税方面，辛丑条约规定，各通商口岸50里内的常关税也划归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税务司管理，但是徐天宝根本不管这套，直接在东北沈阳设立东北海关总署，在各大通商口岸设立分署，职员全部由中国人和南洋华侨出任，其中尤以南洋华侨为主。因为，他们长期和洋商打交道，又长期从事跨国贸易，对关税这一块比较熟悉。

　　至于铁路收入方面，原本京沈铁路的收入是要用来归还庚子赔款的，但是自打徐天宝夺取山海关之后，这部分收入直接进入了东北大都督府的财政账户，一分钱也不对发。弄得英国人每过一个月就要来抗议一次。最近才开通的沈赤铁路，完全由中国人出资并设计建造，所得收入更加不会有一分钱外流。

　　最后是盐税，也是东北财政收入的大头，本来同样是用来偿还庚子赔款的，结果同样被徐天宝截留。同时，王永江、王树翰也参照徐天宝的意思，制定了《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规定盐税的征收以“从量核定﹐就场征收﹐税不重征”为总则。

　　从量核定的意思是盐税实行从量定额征收﹐以吨为单位分别不同产区﹑盐种和用途确定差别税额；就场征收﹐实行源泉课征﹐一般在盐的销售出场(厂)环节或在盐产区的运销﹑公收单位分配销售环节征收﹐以保证盐税地区差别税额的执行；税不重征﹐盐从生产到消费﹐不论其间经过多少加工﹑流转环节﹐只在规定环节征一道税﹐严格实行一次课征制度﹐纳税人用已税原盐加工﹑精制后销售的盐﹐不再缴纳盐税。

　　同时，《东北盐税管理办法》还规定酸碱工业、制革工业、肥皂工业、饲料工业、渔业用盐，可以减免税。

　　当然，规范盐税管理，是东北财政整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东北盐税管理办法》的最后一条规定，则是徐天宝为了一个人而专门设定的。他，就是被称为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的范旭东。

　　范旭东是湖南湘阴县人，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范旭东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1911年回国，在北洋政府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

　　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但是洋人秘技自珍，范旭东的考察又处处碰壁。

　　一次，范旭东来到号称“世界碱工”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傲慢的主人竟摆出一副嘲弄的姿态，把他引进了锅炉房，目中无人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参观锅炉房吧！”范旭东的心被深深刺痛了，他对大海起誓，一定要兴办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强烈的事业心，使他在旅途上就钻在船舱里，夜以继日地赶写建厂计划，设计制盐方案，准备回国后大干一场。可是，范旭东没有想到，国内的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源濂已经辞职，财政部和盐务机关的首脑也换了人，范旭东的考察报告和办厂方案呈报上去就没了消息。失望之余，范旭东没有泄气，他更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决心自己来

　　筹备资金办厂，为中国人民造福，为中华民族争气！于是他毅然辞去了公职，放弃了生活上的优厚待遇，离开了政治中心北京，开始走自己的路。

　　这时候，一直让黑皮不断扫描检索资料，为自己搜索人才的徐天宝果断地向处在人生事业低谷中的范旭东伸出了橄榄枝。

　　徐天宝邀请范旭东和他的夫人许馥一起来沈阳参观。这时的沈阳正在进行新城市建设，原本低洼的道路被填平，并铺上水泥。路边有了路灯，城内居民七成通了电灯，八成通了自来水。大街上有交警站在四岔路口用小旗子指挥交通，有巡警用警惕的目光到处巡逻，看到谁乱倒垃圾，乱泼污水或者随地便溺就上前喝止。

　　新沈阳给范旭东夫妇的第一印象就十分美好，于是，范旭东站在徐天宝的奔驰汽车里就开始侃侃而谈。

　　“自秦汉以来，中央政府就对盐、铁实行专营，中国人虽然守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食用的盐却仍是土法制作的粗盐，效率低，纯度低且含有很多有害物质。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已明确规定，氯化钠含量不足85%的盐不许用来做饲料；而在中国许多地方仍用氯化钠含量不足50%的盐供人食用。因此，有西方人讥笑中国是“食土民族”。实际上，制作精盐并不难，成本也不高，只是眼下中国缺少化工人才，无人涉足。精盐市场，长期被英商和日商垄断。我范某人虽然不才，也懂得盐不仅是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必需品，而且是许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

　　范旭东的夫人也笑着说道：“我先生看到外国的洁白晶莹的食盐遍布中国市场，而国产的食盐有害物质含量很高，有害于食用者的健康，无法与外国盐竞争，真是痛心疾首。所以他才决心改变这种落后状况，要利用祖国丰富的海洋资源，提炼出精美的食盐来。”

　　徐天宝笑道：“中国要是多几个象范先生这样的饱学之士，象要重新利于世界强国之列，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范先生，只要我徐某人帮得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

　　219反击开始了1

　　范旭东苦笑道：“当初我在财政部，工作是做货币的化验分析，进而将市面流通的“龙洋”，改铸成印有袁大头。民国法律规定：每枚银元的重量七钱二分，含纯银量在九成半以上，结果却只有五钱二分。我便写了一封长信上报此事，现在是民国了，有总统、有总理、有议会，我还真就不信没人管了！当时书生意气，现在回想一下，铸币厂、财政部、总统府、国务院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袁大总统点头，谁有那胆子中饱私囊？既然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肯定各有利益在其中。”

　　范夫人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那时候可没少干傻事。”

　　范旭东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说道：“在欧洲，奥地利的制盐在欧洲算是先进的，他们有详尽的盐专卖法，还有科学的制盐技术和先进的设备，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在号称“世界碱工厂”的英国卜内门公司考察时，我还想见识一下“苏维尔法”制碱工艺。可英国人对“苏维尔法”工艺对外不公开，负责人十分傲慢地说：你们中国人是看不懂制碱工艺流程的，还是参观锅炉房吧！真是气死我了！你大爷的洋鬼子！”范旭东不知不觉爆出了粗口。

　　范夫人在一旁赶紧偷偷拉范旭东的袖子

　　徐天宝莞尔，说道：“范先生真是性情中人，要是我遇到这样傲慢无礼的洋鬼子，也会骂人。”说罢，徐天宝又问道：“范先生要办新式盐场，不知道选址何处？东北正在整顿盐务，如果范先生不嫌弃是当个地方官的话，东北盐运使的一职，只要先生点头，随时可以上任。”

　　范夫人大喜，盐运使是个肥差，如果范旭东当了这个官，一来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二来也可是实现自己的理想，一举两得。范夫人赶紧朝范旭东拼命打眼色，示意他答应下来。

　　哪知范旭东的书生之气又上来了，他笑道：“多学徐都督的美意，我打算在天津滨海塘沽一带开设盐场。之所以选择塘沽，一方面因为那里临近渤海，是天然盐都；另一方面，塘沽海陆交通方便，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炭支援。”

　　徐天宝眉头微微一皱，范旭东选的地方距离自己控制的大沽船厂不远，自己也能照应到。“不过~~”徐天宝说道：“那里现在都是十二年前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断壁残垣，还造着外国人的兵营，恐怕多有不便吧？”

　　范旭东一脸正色道：“起初我也以为天津是开埠较早的工业城市，塘沽离天津又近，那里一定有相当的工业基础，但到了那里之后，却发现满不是这么回事。外国兵营一带空地，原来本是渔村的中心，现在只剩稀稀拉拉的几间空庐舍为墟；车站和码头上，荷枪实弹的外国士兵耀武扬威地守在那里。路上人迹罕至，偶尔能看见个把缩着脖子、踽踽而行的中国人。一种悲愤猛然涌上我的心头。我要抹去这片土地的屈辱，在这个具有天然优势的地方开垦中国化学工业的处女地。”范旭东的神情异常坚决。

　　“好吧！”徐天宝到也十分欣赏范旭东的这股子书呆子气，“天津的周学熙大人与我也有些交情，如果有什么问题，范先生也可以请周大人帮忙。”

　　“多谢徐都督！”范旭东伸出手来，要和徐天宝握手

　　徐天宝一手握住范旭东的手，一手从怀里衣袋内掏出一张支票，“这是一百万四名银行的支票，算我的投资。”

　　范旭东大喜，这笔投资不单是钱的问题，更是告诉所有人，范旭东后面站着权倾一方的东北大都督、巡阅使徐天宝，你们想找范旭东的不痛快，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斤两。

　　1912年8月，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股本100万元。他在塘沽的渔村开始研制精盐，很快令纯度达到90%以上，久大以海滩晒盐加工卤水，用钢板制平底锅升温蒸发结晶，生产出中国本国制造的第一批精盐，它品质洁净、均匀、卫生，品种主要有粒盐、粉盐和砖盐等，传统制盐方法生产出来的粗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

　　范旭东亲笔设计了一个五角形的商标，起名“海王星”，为此徐天宝专门发来贺电，范旭东表示只等厂房建设到位，便可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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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中国通过军事和政治手段刚刚稳定内蒙，沙俄煽动哲里木盟某些反动王公响应库伦“独立”的阴谋失败后，不甘心失败的沙俄即唆使哲布尊丹巴集团出兵进攻内蒙古。外蒙叛军在向内蒙进攻之前，沙俄前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伊尔库茨克军区哥萨克骑兵队长葛布利克大尉等，亲自参加了库伦王公大臣会议，出谋划策。

　　会议确定分兵三路向内蒙进攻：一路由反动王公松木彦、内蒙叛匪头子巴布扎布、渠魁苏带领叛军和土匪七八千人，沿锡林郭勒盟东北部、昭乌达盟的林西一线向内蒙东南及东北部进犯；

　　一路由原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叛国王公那逊阿尔毕吉呼、原呼伦贝尔叛国分子达木丁苏伦带领叛军四千余人，沿库张公路向内蒙中部进犯；

　　另一路由土谢图汗部盟长察克都尔札布和内蒙叛国分子海山、锡勒图喇嘛、陶什陶胡、东西盟统帅班的达等率领叛军数千人，进犯内蒙西部的中公旗、武川、四子王旗、陶林等地。各路叛军中均有沙俄军官充当军事顾问，进行指挥。

　　1912年底，叛军窜入内蒙，气焰极为嚣张，在很短时间内，先后侵占了昭乌达盟北部和多伦、张家口以北及阴山北麓广大地区。叛军所到之处，焚毁村落，抢掠寺庙集镇，残杀居民，农牧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内蒙各族人民不堪叛军的蹂躏，纷纷逃亡。内蒙驻军也频频告急。而当时的北京政府却认为“库兵虽有南犯之耗”，但“为数无多，防剿尚易”，只需“扼要防堵，以杜窜扰，毋庸派兵会剿”。并把希望寄托在中俄谈判上。

　　沙俄指使叛军入侵和大肆骚扰内蒙的严重罪行，激起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义愤。北京政府在国内舆论的谴责下，才命参谋部、陆军部统一指挥热河、察哈尔、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进行反击。当时的兵力分布如下：

　　开鲁、赤峰、朝阳、承德、古北口至丰宁一带，驻有热河新军、毅军、第四师和第二十八师各一部，以及直隶、奉天、热河、古北口巡防队等，共二万一千四百人，乌珠穆沁、多伦、打马诺尔一带，驻有第一师、第四师各一部以及淮军、毅军、察哈尔马队、禁卫军、宣化巡防队等共四千人；张家口、宣化、丰镇、阳高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淮军、保卫军以及山西、宣化巡防队和巡警、绿营等，共九千一百人；陶林、归化、包头一带驻有第一师一部、山西巡防队、绥远陆军、禁卫军、绿营兵等，共五千四百余人。总计共有官兵三万九千九百余人，大炮五十四门，机关枪四十八挺。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又陆续增调大批援军。

　　220反击开始了2

　　说到打仗，东北军还是很起劲的，毕竟平定乌泰叛乱时，只有三个人立了功，分别是洮南府欧阳朝华、独立营的孙烈臣和独立旅的吴俊升。就连安蒙军司令郭松龄也是连叛军的面都没见着，还驻扎热河一带的郭松龄听说外蒙叛军大举来犯，不忧反喜，在师部大会上，郭松龄豪气干云地对手下的旅长、营长们说道：“保家卫国是军人职责，乱世正是男儿建功立业的机会。先平蒙疆，后定东北，最后入关拿天下~五族共和、五个现代化，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中华。”

　　郭松龄的第六师中下层军官都是东北武备学堂出身的年轻军人，还没有沾染军阀吸气，各个胸中都怀着一腔热血。被郭松龄一番话激得血气翻涌，各个表示要让叛军有来无回。

　　却说进犯内蒙东北部的叛军首领巴布扎布是徐天宝是老相识了，早在徐天宝还没当官的时候，就找过徐天宝的晦气。1911年辛亥革命，清朝覆亡，外蒙古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称帝，宣布“独立”。由于维护皇权，反对辛亥革命，巴布扎布受外蒙古！独立的思想影响很深。

　　1911年初，巴布扎布带着妻子、儿女，领着三、四十名部下逃出大冷营子，经奈曼旗、扎鲁特旗、阿鲁科尔沁旗、东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浩济特旗等地，奔向库伦，参加蒙古“独立”。一路上与追来的官军打过几次仗，最激烈的是优贵吉尔庙一仗。

　　巴布扎布到了库伦，受到了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和其他大臣们的热烈欢迎和款待。哲布尊丹巴任命巴布扎布为镇东将军、镇国公等爵衔。在库伦小住一年多，又带着他的队伍到哈拉哈河沿岸驻，在俄国人和当地王公的帮助下整顿和训练部队，呼伦贝尔副都统凌升还赠给巴布扎布牛马羊群和帐篷粮食。

　　原清朝内务府民政大臣隶亲王善耆，逃命旅顺，与日本人勾结。日本浪人头山满、川岛浪速、肃亲王、升允等人，在日本东京组织了宗社党，他们阴谋用武力复辟清王朝，并在关东州豢养了一批军队。川岛浪速与肃亲王交往很深，肃亲王逃命旅顺，也是川岛浪速为之策划的。川岛浪速没有儿女，肃亲王便把自己的第十四女儿金璧辉给川岛浪速作养女，改名为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后嫁给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为妻）。

　　巴布扎布驻哈拉哈河沿时，宗社党想把他拉入党内，好利用他的兵力使清朝复辟。因此，川岛浪速派了他的义弟川岛浪平和几个浪人到哈拉哈河游说，巴布扎布答应参加宗社党，并派妻弟塔萨到日本去联络。宗社党后向巴布扎布陆续派数名浪人，并运给许多炸药子弹，加强了巴布扎布的武装。为了表示诚信，在川岛浪速的斡旋下，肃亲王把第七子宪奎送到哈拉哈河，巴布扎布也把大儿子浓乃扎布、二儿子甘珠尔扎布送到肃亲王家里，双方易子为质，以坚信誓。宗社党又给了巴布扎布四门青铜炮（日俄战争时日本用过的旧式山炮，迫击炮的雏形。），并派退伍炮兵少尉西园元三郎到巴布扎布部队里，担任炮兵指挥官。当时日本报刊杂志极力宣扬巴布扎布，称之为成吉思汗再来，蒙古！独立的英雄。

　　巴布扎布前有日光皇帝哲布尊丹巴给的名分，后有沙俄和日本给的军火撑腰，顿时信心倍增。他将所有部分成两个梯团，自己率领第一梯团，布恩巴扎布率领第二梯团，分路南下。军中高举一丈多长的黄旗，人们称之为“锡喇奇力克”（黄军），兵力有三千人，大模大样地向热河杀来。

　　针对巴布扎布的攻势，徐天宝兵力将安蒙军主力郭松龄师派往热河，并调从冯麟阁那里投降来的张海鹏、郭瀛洲和董大海部，他们三人以及投降的冯部士兵被编为三个独立的骑兵连，直接隶属郭松龄第六师的师部。

　　吴俊升的独立旅和孙烈臣的独立营被派往呼伦贝尔平叛，与他们协同作战的还有张惠景、张作相的两个独立营。

　　除此之外，李鸣钟的第二师驻扎在朝阳县一带，随时准备策应。

　　吴俊升一听说自己全面负责呼伦贝尔平叛，便想起临行前徐天宝对他说的话，“将来让你扩编成一个师”，顿时豪情万丈起来，用他特有的大舌头声音说：“呼伦贝尔本来就是归咱们黑龙江省管辖的，硬是让老毛子趁乱抢了去。我吴大舌头是一直不服帖的，别人怕老毛子，我吴大舌头不怕，当年老子当保险团的时候，就是靠打老毛子起家的。现在咱们兵强马壮的，一鼓作气舀下它，也绝了老毛子的念想。”

　　北京和沈阳部分官员因呼伦贝尔处于俄国的势力范围还心存忌惮，但是，已建起近十个师架构的东北实力已急剧膨胀，急需渲泄。而且，通过顾维钧巧舌如簧地游说，说得英法等国纷纷表态，对沙俄在不照会其他国家的前提下，单方面肢解中国表示不满。使得沙俄不敢明着支持呼伦贝尔伪政权，只能向他们暗中提供军火作为支持。

　　孙烈臣的独立营先沿北满铁路西北向由齐齐哈尔进击扎兰屯，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扎兰屯，继续西行至牙克石，与首先反应过来在海拉尔河的呼伦贝尔叛军激战。孙烈臣部并不恋战，除一部阻击外，大部向西夺路急进，直逼海拉尔。叛军被独立营的猛烈火力逼退到河北岸后，不知虚实，不敢过份紧逼，与随后赶到的张作相、张惠景部队隔河相峙。

　　随后，孙烈臣部以奇兵北进乌兰浩特，后连夜急袭阿尔山。洮水河岸急速翻腾，清澈的河水涓涓的流声将人员喘息和脚步声所掩盖。凌晨，阿尔山驻军一个团睡眼惺惺地在营地被缴械。攻下阿尔山后，完全切断了兴安盟南北的联系，使整个呼伦贝尔叛军在西、东、北三个方向完成被包围。紧接着张作相部从阜新进入通辽地界，占领奈曼旗，后向北急进，相继攻下西辽河和新开河，围困开鲁，以切断叛军西退路线。此处本来就没有多少驻军，退路被阻，守军很快投降。不到十天，吴俊升的部队前锋已兵临海拉尔城下。

　　除了军事手段，吴俊升还按照徐天宝的指示，宣布额鲁特旗总管胜福、陈巴尔虎旗总管车和扎、索伦旗总管成德等人为叛国者。任何人都可以杀死他们，占有他们的妻女，瓜分他们的财产。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惩罚叛国者的爱国义举，受法律保护。

　　东北军进展如此神速，沙俄坐不住了，俄国驻海拉尔领事乌萨蒂奉命向吴俊升提出抗议，要求东北军立刻停止军事行动。

　　海拉尔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雄踞海拉尔河上，南方不远处接辉河和伊敏河交汇处的鄂温克族自治旗，北岸是海拉尔河与其支流圈成的陈巴尔虎旗。两个城市南北拱卫，有肥沃的土地可供开垦，拥有广阔的战略纵深。溯流而下不远是中苏边境分界岭额尔古纳河畔的最大城市满洲里。满洲里西临外蒙古，北毗邻沙俄，同时也是北满铁路西面的起点。而海拉尔连通东西，是满洲里的大后方。

　　吴俊升的指挥部设在伊敏河与海拉尔河交叉口，乌萨蒂站在河口，首先映入乌萨蒂眼帘的是对岸无数的中国军人和战马。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一队一队向城东方向集结。

　　乌萨蒂暗暗咋舌：“看来这次中国人人是志在必得了。”乌萨蒂完全没想到中国人革命后的进步如此明显，原来的中国东北军队要么是一身匪气、要么是一身无赖气，完全没有军人的样子。

　　东北军的哨兵很快发现了乌萨蒂一行人，随着一声嘹亮的哨子响，十几支黑洞洞的枪口立即对准了乌萨蒂。曾在陆军中服役，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乌萨蒂，一眼就能看出东北军手里的英国步枪。（其实是热河造，外形大量模仿了英国的李恩菲尔德）。乌萨蒂心里一阵异样，用流利的汉语说明了来意，并要求会见东北军的指挥官。

　　乌萨蒂代表沙俄政府向东北军表达了沙俄政府的愤怒之情，他说：“根据中俄双方协议，中国与大蒙古国呼伦贝尔以莫里勒克河为界，上游各卡归蒙官管辖；下游各卡归汉官管辖。然后退守漠河一带驻扎。大蒙古国作为俄罗斯帝国的友好领邦，贵国政府任何单方面对大蒙古国的行动必须事先征得我方的同意。现在，中国军队悍然发动了这场战争，是对俄罗斯帝国的严重挑衅。我们将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捍卫国家的荣誉！”

　　吴俊升不为所动。他说：“呼伦贝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军根据北京的命令行事，可不是要看贵国的脸色。我是军人，以守土保家为职责。”

　　221打赢了才好说话

　　乌萨蒂阴着脸，说道：“如果是这样，那就请转告你们的指挥官，一定要好好保护满洲里亚的俄国公民和商人，免得对两国的友好关系产生不好的影响。你们与蒙古人交战是你们的事情，我们俄罗斯帝国是中立，所以~~如果有一颗子弹、一发炮弹落入俄罗斯属地，就将视为对俄罗斯帝国的挑衅。届时~~西伯利亚和阿穆尔州的军队随时会用自己的方式维护帝国的尊严。”

　　吴俊升毫不畏惧，针锋相对地说道：“那么我也有言在先，在北满铁路附属地里，是你们说了算，在外面是我们说了算，管好你们的兵，如果他们要到附属地外面闹事，我会公事公办的！”

　　乌萨蒂摊了摊手，笑道：“没问题~！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骑驴看剧本——咱们走着瞧！”